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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章 成都 在血泪中重生的千年古城（第2页）

第二次劫难：蒙古铁骑下的人间炼狱

时光流转，到了南宋末年，成都再次遭遇了灭顶之灾。

在两宋时期，成都堪称全国最为繁华的地区之一，文化繁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那时的成都，是当之无愧的印刷中心，与浙江、福建并称为全国三大印刷出版基地。

宋太祖开宝四年，高品、张从信奉命在成都监雕佛教大藏经，历经长达13年的艰辛努力，直到太宗太平兴国八年才大功告成，这便是中国历史上雕版印刷的第一部大丛书。

宋代刊刻的四部大书中，除《文苑英华》外，《册府元龟》和《太平御览》均在四川刊行。

新都费氏进修堂刊刻的《资治通鉴》294卷，以及南宋时期眉州官刻的《宋蜀刻七史》，都代表了当时四川印刷业的高超水准。

经济的高度繁荣与先进的印刷技术，催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交子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让成都的经济更加蓬勃兴旺，成为当时商业活动的重要枢纽。

在文化领域，成都更是人才辈出，人文荟萃。

“人文之盛，莫盛于蜀”

，南宋着名文臣张浚、虞允文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虞允文在采石矶战役中，临危受命，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粉碎了金完颜亮南侵江南的计划，后担任宰相，为孝宗时期的清廉政治做出了重要贡献。

张浚的儿子张栻是南宋着名理学大师，他在湖南主持岳麓书院，其独特的心和理双重特色的宇宙论，为湖湘理学学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位理学家魏了翁同样学识渊博，自成一家，他的哲学思想在南宋理学界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南宋后期，四川还诞生了杰出的世界级数学家秦九韶。

他在数学领域取得了多项突破性的重要发现，包括对高次方程的深入研究、已知三边求三角形面积的秦九韶-海伦公式，尤其是“大衍求一术”

，即“中国剩余定理”

，对现代代数、代数数论以及现代计算机编码、算法、密码理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广泛的发展前景。

北宋时期，四川的史学领域同样人才济济，司马光助手范祖禹参与了《资治通鉴》的编撰。

南宋时期，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另有总目5卷，举要68卷，详细记录了北宋一代的编年史，极具史料价值；李心传撰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多卷，对高宗以来36年间的事记载得精准详实，他所撰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被誉为“南宋以来野史之最详者”

；王偁的《东都事略》，是一部记述北宋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在宋人私史中堪称佼佼者。

北宋时期出生于四川眉州的三苏——苏洵、苏轼、苏辙，更是声名远扬。

苏轼作为着名的文学家、书画家和政治家，他的作品风格独特，对两宋文学的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其诗词、书画作品至今仍被人们传颂和珍藏。

然而，这一切的繁荣在1236年戛然而止。

蒙古帝国野心勃勃，妄图吞并南宋，其军队如汹涌的潮水般踏入四川，成都首当其冲，成为了战争的重灾区。

带队的阔端听算命的说“成都不吉利，不如杀光算了”

，竟然真的下了“火杀”

令。

蒙古兵进城后，如同疯狂的恶魔，见人就杀，无论是老人、孩子还是妇女，都未能幸免于难。

宋末《昭忠录·王翊传》记载：“二十四日，元兵步骑十万至成都，入自东门。

二太子坐府衙文明厅，令卜者占，卜者曰：‘民心不归，成都是四绝死地，若往，不过二世，不若血洗而去。

’二太子大书‘火杀’二字，城中百姓无得免者。

火光照百里。”

明杨慎《全蜀艺文志》辑明赵枋《史母程氏传》也有描述：“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