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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保 密（第5页）
三房两厅的房子布置简单，儿子结婚后就有了自己的家，周阿姨前几年就退休了，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躺一下就好了，不用担心。”
周阿姨大概看到杨文峰脸上有焦急的表情，就安慰他说。
“老周都已经62岁了，前两年就应该退下来的，可上面领导死活不肯，说部门特殊，关键时刻可以放宽年纪限制。
我想老周可能是全国少有的几个超过60岁的在职局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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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后周局长会退下来的，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国家安全部的工作基本上停止，结果造成了现在的接班有些青黄不接，目前各个业务局都加紧培养三四十岁这一代的人接班。”
杨文峰说到最后声音小下去了，他想起部党委培养的准备接替周局长班的副局长几乎和自己一样的年纪，是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的，后来在国际关系学院获得硕士学位。
杨文峰心里忍不住有些醋意。
“他这病就是不能挨饿，加上情绪不能有太大波动。”
周阿姨说。
“哦。”
杨文峰好象得到了答案似的，明白过来。
周阿姨的晚饭已经做好，就留下杨文峰吃饭。
吃饭时，杨文峰说起当时周局长发病的情况，他边说边注意观察周阿姨的表情，要知道，周阿姨对杨文峰是无所不谈的，但这么多年关于周局长在文革中因为坚持“保密原则”
而害得一家人家破人亡的事却只字不提。
杨文峰今天却失去了旁敲侧击的耐心，说完后，单刀直入地直接问周阿姨部里的传言是怎么回事。
周阿姨叹了口气，放下筷子，轻手轻脚地走到卧室门前，小心翼翼地把门关上，坐回来后，已经没有心情再拿起筷子了。
看着眼前就象自己儿子一样的杨文峰，周阿姨又深深地叹了口气，说：“我告诉你个故事吧。”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恩来总理就先下手为强，以需要接受再教育，需要劳动改造为借口，把调查部（国家安全部情报局前身）的干部们分送到河北、安徽、辽宁三个“五七”
干校去劳动教养，所以整个文化大革命中，虽然调查部的情报干部都在干校忙着写检讨，自我批评，甚至互相之间“揭发批斗”
，但他们之中却很少有落到造反派手里的。
造反派们对这些运动一开始就被运到荒郊野外去劳动改造的特务们自然没有多大的兴趣，他们的目标是城市里仍然挡着他们夺权的当权派。
于是整个文化大革命中，调查部的干部基本上完整的保存了实力。
当时深谋远虑的周总理这样做是有两个目的的，一是保持我党的情报力量，不受“四人帮”
的破坏和冲击，这点也是全党上下公认的；第二点就很少有人清楚了，那就是周总理担心调查部的情报干部在运动中被利用，所以趁早先让他们去劳动改造，远离是非中心。
要知道，中共中央调查部集中了从二三十年代的特科情报干部等中国情报界所有的精英，他们一旦卷入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如果头脑一发热，又或者在斗争中经受不住考验而泄露机密的话，那后果就相当严重了。
了解中国党历史的人都清楚，从特科开始，中国的情报界一直在周总理手里，这个情报界不但在对付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国民党、日本和美国的斗争中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而且他们对于党内部斗争也了如指掌，如果造反派利用他们揭发老干部以前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再上纲上线，那么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就远远不是人们今天所见的了。
总的来说，虽然调查部也出了如康生这样的败类，但却完全没有出现苏联当初利用“契卡”
情报组织整人、杀人的局面。
当然，周总理这样做，还有一个更大的担心，那就是害怕这些情报干部在运动中受不了冲击，泄露了国家机密。
从特科设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共情报界用“派遣”
和“拉出”
这两种手段发展的特务几乎散布在世界各地，其总数绝对不少于数百甚至上千。
这些人为新中国打破国际孤立，发展科学技术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这些“无名英雄”
的名字无疑都装在调查部那些情报干部的脑袋里，任何的泄露都不只是人头落地的问题，而会影响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