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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章 1993年四川自贡（第2页）

“你在国外，是不是更有难处？”

“其实两边都有难处。”

不知为何，似是积压许久的话此时却是觉着能对梅主席倾吐。

“这边我爸妈从来也不愿意多和我说起爷爷奶奶的事。

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就只说要我安心学业，说以前他们经过太多的动荡，只想我能平平安安。”

“我和他们应该是一代人，”

梅主席若有所思地说道，“他们这些担心，我们这代人特能理解。”

“在美国这两年，倒是没觉着有这些压力，”

我接着说了下去，“这些我们家里的事，美国同学反正是搞不懂，我认真学习就好了。

不过，就是时间一久，我怕就更不想去碰这些老事了。”

鲜有告人的话说了，我偷眼看梅主席，心里也多少有些忐忑。

“你学完了会回来的吧，小易？你要是不回来，好多人该失望了。”

那刻，我却没有只是机械地点头，却是正视梅主席，说道：“梅主席，您怎么看李先生当年回来？西蒙斯教授的母亲还说如果李先生不回来，说不准大家还都更幸福。”

梅主席抬起双眼，凝视远方：“我年轻的时候，说实话，挺恨自己的父亲的。

恨他为什么非要出去留学，还要去帝国主义的老巢美国。

自己小的时候特别革命，一门心思要和父亲划清界线。

其实倒不是怕被连累上什么，就是恨自己为什么有这么个不明不白的出身。”

“可是啊，光是自己想革命也不行—人家不让你，总是把你当另类看。

我写入党申请，开始人家明确说不行，那我就申请去艰苦的地方，甘肃、青海，越是苦的地方，我心里越觉得高兴。”

“像是赎罪？”

我轻声问道，“为自己的家庭恕罪？”

梅主席长长地吁了口气，努力地让刚毅的脸上露出笑容，“我倒没这么想，不过你这么说也挺有道理。

可是啊，这罪也没有那么容易赎的。

开始呢，我是真的觉着自己还有自己的家是罪孽深重—老百姓那么苦的时候，我们在波士顿散步、听音乐会，那就是罪。

我向组织汇报思想，一层一层往下挖到灵魂深处，然后就是表决心，直到彻底地和资产阶级家庭决裂。

人家看着大概也不好意思明说不行，所以后来就只说是要研究、研究。

不过呢，话也说回来，也许我得感谢人家。”

“感谢？”

我不解地问道。

“是啊，要是人家早早地把我的组织问题解决了，恐怕我也就不是坐在今天这位子上了。”

梅主席顿了顿，脸上也收起了笑容，带着些遗憾地继续说道，“我父母走得早，文革没结束就去世了。

等到我自己开始反思，再想问他们，也问不出来了。

到最后我也不知道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

“是不是自己亲人反而更难说了？”

我若有所悟地问道。

“爱之愈深、言之愈难，”

梅主席叹道，“所以说你和李老碰上是你的缘分。

他把他这辈子难言的苦都告诉了你，这可是件宝啊。”

“为这事儿，西蒙斯教授还有些别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