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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3章（第2页）

所谓德重于才，所谓操守大于能力，这样迂腐而又古板的言论，听起来不像是出自穆氏这种神经病之口，倒像是某个道学先生的宣教。

但实际上穆氏很少在诸葛丞相的事情上发神经，他郑重其事说出这一句话，是真正有感而发，思索了很久之后才下的定论——到了某个层级上，德行、操守，或者说政治理念，还真就比能力更加重要。

当然，这不是说才能就不要紧。

政治是分配利益的交易，精妙的分配技术与灵活的处理手腕可以极大程度减少交易成本，更好更方便的实现自己的目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才华都是非常好的工具——譬如张汤、譬如公孙弘，皇帝用他们用得得心应手，这就是才能的好处。

可是，政治关乎利益，但有时候也不仅仅关乎利益。

无论手腕多么高明精妙，人终究都是要归西的，人死灯灭万事皆空，只要两腿一蹬，再多手腕计策也无从施展，千万般顾虑都只有留存后人——而到了那个时候，一切生前的利益制衡都无法再生效的时候，你又怎么能保证后人规行矩步，严格遵守你的路线呢？

北伐中原可以说是才能，坐镇西蜀也可以说是才能；但武侯升遐后数十年之后，董允费祎姜维仍力行不辍，呕心沥血撑持局面，挣扎着求索复兴汉室的微薄希望，那就实在不能用什么超凡的才华和手腕，甚至不能用“追先帝之殊遇”

来解释了——董允等也就罢了，姜维是魏国降将，生前从未见过昭烈皇帝，更遑论什么“恩遇”

；他为西川尽力竭力一辈子，甚至到大厦崩塌、人力穷尽之时，都还要奋力做最后一搏，“欲使日月幽而复明”

；这样的举止，总不能说是诸葛氏手腕高超，施展了什么魅惑之术吧？

说白了，不过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不过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矣；老师如此，徒弟亦如此，当姜维做最后一舞时，他所顾念的就已经不再是什么利益与恩义（在阿斗投降之后，一切的利益与恩义也就都两清了），而是某种宏大的、高远的理念。

思想是远比刀枪更可怕的东西，信哉斯言。

当然，能被思想和操守打动，无私到可以舍生忘死的人肯定是少数；但天下的大事，本来也未必需要有多少的人手。

舜有乱臣五人而天下治，同心协力、志同道合的盟友，五六个也就够用了。

没有内耗与猜忌的小团队往往能在效率上吊打臃肿官僚的大团队，这是世上反复验证过的道理。

不过很可惜，作为效率上被吊打的大团队的首领，刘先生的心情就未必能有多好了。

穆祺猜也能猜得到，刘先生逛了一圈大为破防，破防的不只是治理秩序的巨大差异，更是这种巨大差异的不可复制性；成都城的秩序是靠武侯事必躬亲、样样过问，硬生生内卷卷出来的，皇帝陛下能经得住这种内卷吗？西蜀的政治清明是靠着上下通心、以身作则，道德感化加严厉刑法维持的，皇帝陛下的朝廷能够做到吗？

当然啦，我们公允一点说，武皇帝这一辈子也不是没有上下同心过，从实践上看，他与卫霍的心思就蛮一致的，同样是充分信任减少内耗，才能压着匈奴来回揉搓；但在其他方面——尤其是在对内政治方面——唉，那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皇帝能够信任公孙弘和张汤吗？公孙弘和张汤能够信任皇帝吗？就算皇帝脑子进了水真决定要信任一波大臣，那恐怕君臣交心的真话还没有说完，丞相和御史大夫就要活活吓死在朝堂上了。

无有办法建立互信，所以只有用暴力和权谋强压，靠着数百颗人头强行堆出一个光鲜的结果。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正因为已经失去了德行，才只能走暴力恣睢的道路——某种意义上，西蜀的存在就是对皇帝陛下极大的嘲讽，嘲讽他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失德”

了。

即使再我行我素、持心刚硬，一个封建皇帝肯定还是对“失德”

这样的评价极为反感，乃至大受刺激；一般在这种情况下，亲信的臣子都会尽量避开话题，免得给君主脆弱的神经制造更多的负荷。

但很可惜，穆祺却绝没有这样的体贴，即使是当着人家最贴心的心腹，他也要畅所欲言，直抒胸臆：

“圈子不同，不必强融。

武侯的政治操守和感召能力，天下本来也没有几个能够比拟。

皇帝陛下很不必好高骛远，自讨苦吃。”

他理直气壮的说：“以我个人的见解，办事还是要务实一点，我劝陛下把内政的打法，把治国的理念先搞懂，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做起。

内政上输武侯其实也没什么，但过于急功近利、不计后果，到时候恐怕还要往前输文景、往后输昭宣，乃至输光武，那才真是脸皮——那才真是难以粉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