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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6章 巴国 在岁月长河中打捞巴地巴人旧影（第1页）

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巴国、巴地、巴人，宛如一串神秘的符号，在华夏文明的版图上闪烁着独特光芒。

它们承载着岁月的厚重，从古老传说里走来，带着巴渝山水的灵秀与坚韧，在时光深处演绎着属于自己的传奇。

一、巴国溯源：从传说走向历史

《山海经·海内经》为巴国的起源蒙上一层神秘薄纱：“西南有巴国，大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

这般充满奇幻色彩的记载，将巴人的源头追溯到传说中的“大皞”

，后照成为巴人部族的关键原点。

大皞，即伏羲氏，作为华夏文明人文始祖之一，其与巴人的传说关联，暗示着巴文化与华夏主流文化最初的血脉牵连。

在远古部族迁徙与融合的大背景下，巴部落从华夏文明的摇篮地带，逐步向西南拓展，后照时期巴部落初现雏形，不过彼时力量尚弱，未足以立国。

直至其后代务相，与樊氏、晖氏、相氏、郑氏四部结盟，巴部落联盟势力渐起，一路向西南迁徙扩张，征服盐水女神部落等，最终在夷城（有说法认为在今湖北恩施一带）定居，于公元前1976年左右建立巴国，这是巴国在传说与史料交织中的初创印记。

而殷墟考古的发现，为巴国历史添上实证一笔。

商代中后期武丁统治时，甲骨文中多次出现征伐并臣服“巴方”

的记载，说明彼时巴方已迁至今山西南部活动，虽军事力量不弱，却难逃被商军击败的命运。

此后巴人不断西迁南移，辗转于汉水、渠江、嘉陵江、长江流域及鄂西地区，商朝晚期的巴方，大致在汉水上游一带，涵盖今陕西安康东部、湖北郧阳西北、四川达州及重庆城口北部汉水两岸、大巴山区，成为战国初期乃至更晚的巴国领土雏形。

这一路迁徙，巴人跨越山川险阻，在新的土地上披荆斩棘，他们与当地土着交流、融合，将巴文化的种子播撒在巴渝大地，也吸纳着其他文化的养分，为巴国日后的发展奠定基础。

周武王伐纣，成为巴国历史重要节点。

巴国军队助力武王，《华阳国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

，巴人以独特“歌舞”

战术，于牧野之战中展现出强大威慑力。

这种歌舞，并非简单的娱乐表演，而是融合了巴人尚武精神与祭祀仪式的战舞，舞者持兵器、踏节拍，以整齐划一的动作和激昂的呐喊，扰乱殷军阵脚。

战后，武王大封诸侯，“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

，不过巴国实权仍由巴人掌握，周王室分封的宗姬仅起监国作用。

从《左传·昭公九年》“巴、濮、楚、邓，吾南土也”

的排序，能窥见春秋时期巴国的强盛，其疆域“东至鱼复（今重庆奉节），西至僰道（今四川宜宾），北接汉中，南极黔涪（今重庆黔江、贵州涪陵一带）”

，成为周王朝南方第一大国，在政治、军事、文化交流中，与周边列国碰撞出火花，彰显其鼎盛时的气势。

二、巴国兴衰：在列国纷争中跌宕

进入东周，周王室式微，春秋战国的纷争浪潮席卷而来，巴国的命运也随之起伏。

西周时期，巴国凭借与周王室的关联，以及自身在西南地区的军事优势，发展相对平稳，致力于整合内部部落，巩固统治秩序，拓展农业、手工业生产，为国家积累实力。

东周后，礼崩乐坏，列国兼并战争频发，巴国先与楚国结盟，合力灭周边小国，扩大势力范围。

然而，利益纷争让巴楚反目，巴楚战争拉开帷幕。

前期巴楚战争，巴国凭借勇猛的军队和对本地地形的熟悉，胜多败少，曾一度占据楚国部分领土。

但巴国内乱的爆发，宛如一记重锤，打破了军事平衡——蔓子将军为平息内乱，向楚国借兵，承诺以三座城池为酬谢，事后却因不愿割地背信，自刎以谢楚君，蔓子将军之死，让巴军士气大受打击，战力大减。

在楚军持续进攻下，巴国节节败退，领土不断缩小，失去了对东部、南部一些战略要地的控制。

战国时期，巴国面临的局势愈发严峻。

秦惠文王时，巴国在秦、楚、蜀夹缝中艰难求存，为抗楚蜀，采取连横之策，试图借助秦国力量制衡对手，却未能阻挡命运的车轮。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大将司马错、张仪率大军灭蜀后，顺势将兵锋指向巴国。

巴王虽奋力抵抗，无奈实力悬殊，最终被俘，巴国覆灭。

秦国在巴国故地江州（今重庆渝中区）设巴郡，下辖江州、垫江（今重庆合川）、阆中、江阳（今四川泸州）、宕渠（今四川渠县）、符县（今四川合江）等六县，巴郡成为秦国三十六郡之一，巴国的历史舞台暂告一段落。

但巴国的文化与血脉，并未因国家覆灭而断绝。

秦灭巴后，出于稳固统治、利用巴人力量开发西南的考虑，未对巴人赶尽杀绝，采取“羁縻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