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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希姆莱戴笠（第7页）

我看两手都要，不过打不能真打，只能作手段，谈是目的。

只有兵临城下，张、杨不能不有所顾虑。

如果说共产党从中挑拨，我看他们目前穷途末路，作用不大。”

他这第一说，大家默然。

余乐醒提不出实际可行的办法，大家也就怏怏而散。

随后戴笠随宋子文兄妹专机去西安，许多人预料他不会活命回来。

但是不几天，他自西安归来，把自己此行同蒋介石当年于永丰舰护卫总理蒙难相比，大言大惭，抬高身价。

戴笠所属特务系统训练青年学生达20万，训练武装部队亦逾20万

1934年，由陈立夫主持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戴笠被任命为这个局的第二处长，虽然戴笠一身兼两职，名称前后也不相同，特务处上上下下都称鸡鹅巷53号以代机关之名，从来不自称第二处，陈立夫知道戴笠是别立门户的好手，也就不敢过问这个处的一切，以免自讨没趣。

张学良将军与戴笠的私交很厚，将他原作办事处的公司房屋及地皮都送给戴笠。

这样，戴笠才有了较宽敞的办公房屋。

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戴笠在上海发了劫收财，并在汤恩伯假公济私的支援下，由陆根记营造公司于洪公祠扩建了一座五层装有防弹设备的办公大楼，可惜他连一天也没有去住过就坠机死去了。

这座高楼也就是军统特务组织演变到保密局最后一幕罪恶历史的见证物。

戴笠的官衔称谓，外面弄不明白，连特务处的特务也弄不明白。

蒋介石叫戴笠为戴科长叫顺了口，等于封建帝王叫太监大臣作奴一样，不论官大官小，一律叫奴才。

戴笠的官衔不论升得多高，总归是科长。

于是老头子的左右及公馆侍卫打杂的，也是照着喊下去。

1935年夏，正当红军北上抗日离开江西根据地不久，南昌飞机场发生了大火案，飞机和油库等付之一炬。

本来飞机场的负责者是亲德派徐培根，此人是机械化的军事理论家，平日在蒋介石面前是很跑红的。

不料突然发生了这场大火，损失巨大，一时谣言纷起，有的说是共产党谍报干的，有的说是日本汉奸们干的，有的说是因购买飞机贪污分赃不均导致的，甚至还有的说是复兴社与政学系之间的争权夺利干出来的。

蒋介石暴跳如雷，下令邓文仪一周内破案。

可是一周两周、一个月两月的拖延下去，抓了不少的人，谁也不知道起火的原因，疑案仍破不了。

蒋介石一怒之下，便将邓文仪撤职，凡邓手下的特务成员，一律交戴笠接收并入特务处，戴笠为了避开飞机案，免得见罪于复兴社的大头，虽私心欢喜，却并不亲自出马，而是派黄埔三期老大哥柯建安作代表去接收。

邓系中的第二把手张严佛（即张毅夫）率领该调查科百余人到南京归并报到。

戴笠为了安抚人心，声言一视同仁，慷慨地任命张毅夫作了一个短期过渡的书记长。

戴笠自鸣得意的是通过接收抓到一批留苏留日的所谓学有专长者。

例如这批人中有出卖陈独秀的谢少册（即改名的谢力公），著书立说的程一鸣，日本通顾子载，等等。

戴笠接收的邓系人物中，被陈诚弄入私囊的有朱代杰、李毓九等一批名人名士，戴笠对陈无可奈何，常常背后诟骂，发泄发泄。

自并入邓文仪的摊子，戴笠便开始走了红运。

特务处的组织，内内外外原来不到300人，这时几乎扩大了一倍。

以往特务处没有定制，经费开销，捉襟见肘，在蒋介石的特别办公费荐下开支，批多少算多少。

接过邓的摊子后，有了定制，自此也就敢于大胆造具预算请领经费。

戴笠平日认为钱可通神，钱可买得鬼推磨，红运不红运，离开了钱，什么也谈不上。

此外，戴笠利用公开机构，极力扩充自己的势力，来办他自己为所欲为的特务勾当。

戴笠利用浙江省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的身份逐渐将警校的大权抓在自己的手里。

这所警官学校是省府经费开办的，最先掌握在CC派浙江省主席朱家骅的手里，戴笠怕得罪朱家骅，莫敢伸手独吞。

以后省主席相继更换，由鲁涤平而黄绍竑。

鲁任主席时，浙江有首民谣：主席病三年，秘书长（鲁岱）嫖三年，民政厅长（吕必筹）醉三年，各有千秋。

鲁病死换来了桂系的黄绍竑做主席。

黄对警校也是不闻不问，除了开学、毕业一类的典礼仪式来点缀一下以外，对校事从不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