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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空想者的理想（第7页）

例如，圣西门曾试图谋取教皇和路易十八的支持。

傅立叶曾于每天中午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候人们对他在报上的请求支持的呼吁作出响应，白白等候了12年。

也就是说，空想社会主义者都不是革命者。

他们虽然有社会变革的方案，但并不期望和打算通过无产者的起义来实现社会变革。

他们肯定没有从革命或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进行思考。

实际上，他们几乎没考虑过自己精心制作的蓝图如何才能付诸实践。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们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

而且，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

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解放全人类。

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他们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王国是有天壤之别的。

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理性的和非正义的，所以也应该像封建制度和一切更早的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

现实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

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在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

这种天才人物在500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500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

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

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这种见解本质上是英国和法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以及包括魏特林在内的第一批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见解。

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

同时，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又是各不相同的；而因为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独特形式又是由他们的主观知性、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思维训练水平所决定的，所以，解决各种绝对真理的这种冲突的办法就只能是它们互相磨损。

由此只能得出一种折衷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直到今天还统治着法国和英国大多数社会主义工人的头脑，它是由各学派创始人的比较温和的批判性言论、经济学原理和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组成的色调极为复杂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的各个组成部分，在辩论的激流中越是磨光其锋利的棱角，这种混合物就越加容易构成。

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他们不得不从头脑中构想出新社会的要素，因为这些要素在旧社会本身中还没有普遍地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们只能求助于理性来构想自己的新建筑的基本特征，因为他们还不能求助于同时代的历史。

可是，人性的复杂和懒惰却一再摧毁这种理想主义者臆想的理性。

在悠久的人类历史中，曾不止一次的有思想家都主张废除私有制，消灭阶级差别，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产品，建立社会平等。

他们中有些代表人物甚至还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去建立他们臆想中的所谓新人类世界，甚至提出和论证了新旧两种世界过渡时期的若干细节问题。

但最后，他们都失败了。

原因很简单，人性。

他们在最最基本的人性问题上，始终没能摆脱空想。

没有充分意识到人性的本质和复杂程度使得这些人的理想社会一开始就具备根本性缺陷，他们的理想社会最终也是不能长期实现的，即使做到了，那也无法长期运作。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想国”

只能是个“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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