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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城市跟你说（第5页）

；中世纪欧洲某些自治城市则规定，逃亡的农奴如果在城里住够了一年零一天，他便成为自由人。

由此，还产生了一句民谚——“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

。

[4]

当年的上海就是这样。

热血沸腾的革命党，精于算计的生意人，个性张扬的艺术家，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都能在这里出出进进。

二战期间，上海甚至敞开大门接纳了大量被纳粹追杀迫害的犹太人，把自由的旗帜高高举起。

没有城墙的上海，反倒是安全的。

是的，此时无墙胜有墙。

其实，如果仅仅只有安全的需要，城市和国家都并非必需。

氏族和部落的土围子就已经很好。

然而，哪怕它好得就像福建客家人的土楼，四世同堂，固若金汤，土围子的封闭性也终归会大于开放性。

因此，在那里不会有使人自由的空气，弄不好还会相反。

[5]

必须有一种新型的聚落，既能保证安全，又能让人享受到充分的自由。

这种新型的聚落，就是城市。

新聚落（城市）与老聚落（土楼）的最大区别，在于里面住的不再是“族民”

，而是“市民”

。

市民的关系一定是“超血缘”

的。

他们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易，也一定会超出地域的范围，打破族群的界限，甚至杂居和混血。

这就必定产生出两个新的东西，一是超越了家族、氏族、胞族、部族的“公共关系”

，二是与此相关的“公共事务”

。

处理这样的事务和关系，氏族部落时代的办法和规范已不管用。

管用的，是拥有“公共权力”

的“公共机关”

，以及如何行使权力的“公共规则”

。

关系、事务、权力、机关和规则都是公共的，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所在。

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公共规则就叫法律，这个公共权力就叫公权，这个公共机关就叫国家，而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人就应该叫公职人员或公务员，甚至公仆。

以城市为标志，国家诞生。

也就在这天，“或”

变成了“（囗或）”

。

变成了的或不再是氏族和部落。

它的人民也不再是“族民”

，而是“国民”

。